工業：拯救中國“工業印記” - 工業 制造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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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瞭望》新聞周刊記者近日在北京、上海、吉林、山西、河南、甘肅等地采訪了解到，盡管從本世紀初開始，我國就將工業遺產納入新型遺產范疇并著手保護，一些地方也對工業遺產的再利用模式進行了多元化的探索，但由于城市發展用地緊張、產權歸屬復雜、相關法律細則不完善等因素，包括“156項目”在內的大批具有重要歷史文化價值的工業遺產已經或正在消失。
有關人士呼吁，應盡快將這些見證中國工業發展歷史、飽含老一代開國元勛心血、記錄了共和國一窮二白奮斗史的工業遺產，從摧枯拉朽的推土機下搶救出來，通過活化的再利用方式，賦予其新的生命
導讀：隨著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快，城市發展用地與傳統工業用地的矛盾加劇，不少工業區被賦予了新的城市功能，工業遺產遭到破壞，或面臨拆與留的命運抉擇。
“一百根工廠煙囪是繁榮時的污染，十根冷卻的煙囪卻是丑陋的眼中釘。后一根工廠煙囪受到了拆毀的威脅，卻成為過去工業時代驕傲的象征。”英國文化歷史學者羅伯特·休伊森的話，總結了西方國家對于工業遺產保護曾走過的彎路，也點出了我國工業遺產令人堪憂的現狀。
《瞭望》新聞周刊記者近日在北京、上海、吉林、山西、河南、甘肅等地采訪了解到，盡管從本世紀初開始，我國就將工業遺產納入新型遺產范疇并著手保護，一些地方也對工業遺產的再利用模式進行了多元化的探索，但由于城市發展用地緊張、產權歸屬復雜、相關法律細則不完善等因素，包括“156項目”在內的大批具有重要歷史文化價值的工業遺產已經或正在消失。
有關人士呼吁，應盡快將這些見證中國工業發展歷史、飽含老一代開國元勛心血、記錄了共和國一窮二白奮斗史的工業遺產，從摧枯拉朽的推土機下搶救出來，通過活化的再利用方式，賦予其新的生命。
拆與留的命運抉擇
我國于2006年在無錫召開了中國工業遺產論壇。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工業遺產保護委員會的定義，工業遺產由工業文化的遺留物組成，這些遺留物擁有歷史的、技術的、社會的、建筑的或者科學上的價值。
我國重要的工業遺產遍布全國，依據近現代工業的發展脈絡，主要包括：從清末洋務運動到民國時期的工業遺產，如上海江南造船廠、蘭州通用制造廠的前身甘肅制造局等;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民族工業，如重慶鋼鐵集團、重慶兵工廠等;新中國成立后“一五”、“二五”等時期大規模建設的工業歷史遺存，如洛陽澗西工業區、沈陽鐵西工業區等。
這些工業遺產不僅記載了我國工業發展歷史，其中不少更是鐫刻了新中國“”的光輝印記。沈陽機床廠制造出了懸掛在天安門城樓的中國枚國徽，中國汽車集團公司自主設計、制造了中國輛級“紅旗”汽車，位于青海的中國個核武器研制基地，是中國顆原子彈和顆氫彈的誕生地。
為保護這些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工業遺產，國家文物局2006年曾下發《關于加強工業遺產保護的通知》，對各地文物行政部門加強工業遺產保護提出多項要求。2007年開始的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，也拓寬了文物的概念，將工業遺產作為新型遺產納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錄，其中包括洛陽澗西蘇式建筑群、茅臺酒釀酒工業遺產群等多處工業遺產。
我國對于工業遺產保護概念的提出，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。上世紀后20年，受經濟全球化影響，我國進行了大規模產業結構調整，傳統產業出現衰退;與此同時，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快，進一步加劇了城市發展用地與傳統工業用地的矛盾，不少工業區被賦予了新的城市功能，工業遺產遭到毀滅性破壞，或面臨拆與留的命運抉擇。
簡單粗暴的“推倒重來”
在北京、上海等城區面積不斷擴大的一線城市，房地產業強勢挺進，不少老工業區因其便捷的區位優勢和相對低廉的拆遷成本，成為地方政府與開發商垂涎的“肥肉”，大量工業建筑與構筑物因此消失。
中國建筑學會工業建筑遺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、秘書長劉伯英介紹說，近十幾年來，北京拆除了近2000萬平方米可改造利用的工業建筑。上海北外灘地區持續多年的強度開發，將東大名路以南的絕大多數工業遺產悉數拆除，現存的耶松船廠舊址等也被周邊層建筑區所環繞。
城鎮化過程和產業結構調整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，但由于缺少整體規劃和長遠眼光，采取簡單粗暴的“推倒重來”方式，忽略對工業遺產所蘊涵歷史信息和再利用價值的挖掘，造成大量資源浪費，并不可取。但拆除的腳步從未放緩，仍在全國各地不斷上演。
位于洛陽老城核心區的洛陽玻璃廠曾是三大浮法玻璃企業之一，面積870畝的老廠區恰好坐落在隋唐大遺址保護范圍之內，是全國獨一無二的“歷史與工業雙遺產”。然而，洛陽市政府為將其打造成文化旅游產業園項目，已經把這家“中國玻璃生產功勛企業”的老廠區拆得片甲不留。
無獨有偶，甘肅近現代工業的開端、左宗棠于1872年設立的甘肅制造局建筑遺址，也難逃厄運，于2004年被拆除。就連已經編制好再利用規劃、由匈牙利援建的成都無縫鋼管廠，也因頂不住土地出讓的巨大壓力，廠房設備在兩周內被全部拆光。
“完全毀滅式的，挺慘的，特別可惜!”劉伯英說，“而且如此大規模的工業建筑群，等有一天全拆光后再想復建，幾乎是不可能了。”
記者調查發現，諸多二三線城市的工業遺產現狀也不容樂觀。山西省是文物大省，僅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就有450余處，且歷史較為悠久，其中從舊石器時代到清朝的約有430處。山西省文物局信息資料中心研究員師悅菊說，在已經納入保護目錄的古遺址、古建筑等文物保存狀況尚不樂觀的情況下，僅有幾十年歷史的近現代工業遺產的保護，不易得到社會各界的理解和支持。有的“掛牌”了之，有的則被碾碎在城市大發展的急速車輪下。
產權不清責任不明
我國工業遺產的全面整體保護，與工業遺產資源多頭管理之間存在巨大矛盾，相當數量的工業遺產產權歸屬并不明確。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副教授張立群說，保護工業遺產是一項系統工程，從國有資產管理到城市規劃建設，從土地資源使用到文化遺產保護等，涉及方方面面。
以吉林為例，吉林文物局局長金旭東說，中東鐵路作為中國20世紀的大型工業遺產之一，見證了沙皇俄國和日本對我國東北地區侵略的歷史。中東鐵路是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，但產權屬于鐵路部門，線路上有的工廠又屬于企業或私人，如果企業和私人不想修，文物部門毫無辦法。“對于文物保護資金的使用，國家層面已經突破了產權限制，但省一級還沒打通。中東鐵路因為歸屬鐵路部門所有，文物部門就不能投錢維護，結果造成‘有錢花不出去’的尷尬。”
對于產權歸企業所有的工業遺產，多位基層工作者反映，產權單位沒有保護與合理開發的意識，認為“拆光廠子賣完地就萬事大吉了”。有些單位即使有二次開發的想法，也往往由于缺乏足夠的財力、人力和政策支持作罷。
山西晉華紡織廠屬于晉中市榆次區登記掛牌文物，因管理不善未得到有效保護。記者在該廠看到，有的倉庫墻體已經出現裂縫，部分建筑屋頂已經坍塌。晉華紡織廠常務副廠長郭耐安說，2000年以后，曾經是全省重點企業的晉華紡織廠虧損嚴重，瀕臨破產。“曾有人考察出資，但因為前景不明朗沒了下文。企業對開發利用的考慮是能否獲利、有沒有市場，跟是不是工業遺產，要不要保護，沒有關系。”
部分受訪專家認為，保護工業遺產首先就要界定產權，只有產權明確，資源才能得到優配置。我國大型工業遺產主要為國有性質和集體性質，部分工廠生活區房改后變為私有財產。基于這一歷史特點和社會體制特征，政府應在工業遺產保護中占據主導地位。
太原市萬柏林區發改局局長李龍喜說，工業遺產作為城鎮化發展的重要資源，在資源優化和結構轉型階段，應盡可能保持其國有產權的性質，確定合理的土地性質、業態結構和開發強度，強化政府主導下的公共投入。同時，明確牽頭部門，如地方工信部門為牽頭保護單位，文物部門負責評級登記，國資、發改等部門協調配合。
再利用模式之爭
記者在多地調查發現，在北京798、上海M50等項目大獲成功后，文化創意產業成了我國不少工業遺產改造的“標準”模式，缺乏“因地制宜”的創意開發理念和對可持續性發展的綜合考慮。
“上海1933”、“上海1919”、“南京1865”、“新華1949”……這些被一窩蜂改造成文創園的工業遺產項目，命名方式極其雷同，改造后的功能屬性也驚人一致：創意產業+辦公。但實際效果相去甚遠。記者在“上海1933”看到，這里人跡寥寥，一片凄涼景象。
同濟大學建筑城規學院教授、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委員阮儀三說，創意產業與工業遺產之間的結合日益緊密，但一些單位缺乏對工業遺產文化內涵、歷史內涵的深入挖掘，將內外空間簡單整治一下就對外招租，經濟效益成為追求的目標，文化和社會價值被冷落一旁。
工業遺產保護與改造的模式很多，但是沒有“萬能”。上海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呂建昌認為，現在商業保護模式下，很多工廠被改造成賣場，這也是一種有效利用的方式，豐厚的盈利為工業遺產的改造再利用提供了準備金;而另外一種模式，比如將工業遺產改造為學校、圖書館等文化場所，則必須依靠政府的投資和長期補貼。采取什么樣的模式取決于當地居民的文化需求和政府的財政能力，“工業遺產的保護應該‘因地制宜’”。
而在一些改造再利用項目中，存在過度開發傾向。總占地面積12.8萬平方米的“西城紅場”，是哈爾濱大的商業綜合體，由曾誕生“螞蟻啃骨頭精神”的哈爾濱機聯機械廠幾棟老廠房改建而成。北京建筑工程學院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、國家一級建筑師張路峰說，老廠房被“精裝修”了一遍，地面全部使用大理石鋪裝，完全看不出老廠房的影子，工業的意象僅僅靠弄一些鋼管雕塑來提示一下，“面目全非”。他認為，這種改造屬于“用力過猛”，“過度設計”導致了工業遺產的二次破壞。
相關專家表示，對于未被列入保護單位的工業遺產，目前國內還沒有專門機構來規范工業遺產改造的程度，只能取決于建筑師和業主的喜好。工業遺產改造究竟應當到什么程度?不同類型、不同年代、不同歷史背景的建筑物、構筑物，適合進行何種開發再利用?這些都是需要法律予以明確的問題。
基本法“過時”新細則缺位
記者在多地采訪中，受訪對象都提到對于我國工業遺產保護相關法律及細則的訴求。金旭東說，文物保護法是基本法，《中國文物保護準則》算是行規，這些主要針對傳統文物的條款，比如“修舊如舊”的準則，用在工業遺產等新型遺產上就有問題，對于仍在運營的工廠并不適用。據了解，國家文物局正在對文物保護法進行修編，由于其未接受記者采訪，并不清楚相關工作進度。
工業遺產“拆與不拆”的命運，應當由法律法規明確界定。北京工業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李艾芳說，一些大工廠早期占據了近城市中心的區域，從經濟效益來看，這些廠房具有很大的保護再利用價值。比如北京官園批發市場、雙安商場等，都是在原址上的老廠房改造后建成的，避免了資源的大量浪費。但更多的情況是，由于缺少法律法規的硬性約束，在追求可觀的“土地財政”和“推倒重來”的慣性思維下，不少重要工業遺產在評估和規劃方案還沒完成時，就倒在了推土機的鐵鏟下。
對于工業遺產價值的認定，一些專家建議，可借鑒傳統文物分級、分類的方式，結合其歷史價值、社會價值、科學價值、藝術價值以及再利用的經濟價值等因素綜合判定。將每部分內容細化，比如科學價值的評定，要充分考慮到該工業遺產所屬的工業門類、時期和地域等。賦予細化后的內容不同權重，后將各部分分數相加得出一個總數。
根據評定，對于確定需要保護的工業遺產，李龍喜認為，應從法律上明確保護主體，究竟是將專項資金撥付給企業由其自行保護，還是由文物、工信等部門牽頭維護，必須通過法律明確和保障。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長寧立新說，工業遺產保護工作做得好的企業，應納為試點，予以推廣;對于相關政府部門，保護工作需要互相配合、聯合開展。
目前，歐洲、美國和日本等國家和地區，針對工業遺產的登記、評級、保護和開發再利用，都有一套完整而嚴格的法律體系，對于要求“嚴格保護”的工業遺產，企業和個人是絕不能“越雷池一步”的;而對于“建議保護”的工業遺產，則積極引入社會和民間力量，創新開發思路，通過活化的方式將其保存下來。□
(采寫記者：《瞭望》新聞周刊 劉茁卉李芮閆祥嶺魏宗凱付昊蘇張建魏飚姜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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